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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骗子总对老年人下手?2019年北京涉老案件合同类纠纷最多

发布时间:2020-01-10 浏览次数:227 标签:合同

2019年北京涉老案件合同类纠纷最多



  【现实挑战】

  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,养老服务企业和老年人“对接难”

  【应对策略】

  北京市推出首个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,与养老驿站相结合,老年人可用微信小程序或在驿站工作人员帮助下操作选服务

  过去的2019年中,北京市涉老案件中合同类纠纷占比最高,继承纠纷依然是家庭矛盾的核心。法学专家表示,很多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形式出现了变种,例如“以房养老”的诈骗手段更隐蔽且规模更大。全社会对于诈骗犯罪,应该在打击的同时要加强宣传。

  为何骗子总对老年人下手?

  为何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行为能屡屡得逞?业内人士表示,首先,老年人的风险防范意识不足,容易被不法分子打着“权威”的旗号所蒙骗,容易因受到关心或产生同情而轻信他人。同时,老年人在知识更新和获取信息方面的能力都与年轻人存在一定差距,对于虚假信息难辨真伪,对一些诈骗的手段缺乏有效的甄别方法,容易被犯罪分子的套路和骗术“洗脑”。

  二是老年人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,生活成本相对较低,可支配的闲余资金较多,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名下还有房产等固定资产。另外,老年人大多退休在家,有比较充裕的空闲时间,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犯罪目标。同时,老年人具备健康长寿、社会认同和惠及子孙等心理需求,也具有图实惠、易轻信、盲目从众等心理特点,容易被诈骗分子有针对性地加以利用。此外,现在相当一部分老人退休后开销不大,手中持有较多的积蓄,希望积蓄能有所升值,于是会选择投资理财,但自己又不太懂,希望能在不费劲的情况下就获得高回报,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高回报、低风险来吸引老人。

  第三,就是子女与老人的沟通不充分,缺乏与父母的有效沟通,不了解老人的所思所想,或者用物质条件的支持代替情感交流,忽视精神层面对老人的关心。社会方面的支持不足表现在: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尚不能满足老年人对认同感、归属感的需求,部分老年人孤独感较强。加之当下社会空巢老人问题愈发突出,导致老年人精神世界匮乏,容易在感情上被骗子“俘获”。


2019年北京涉老案件合同类纠纷最多


  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形式出现变种

  为全面分析当前我市老年人维权情况,日前,北京市老龄协会组织召开了“2020年度老年维权形势分析会”。《2020老年维权形势分析报告》显示,2019年北京法院共受理涉老(60岁及以上老人)案件约12.5万件,约占案件总数的12%。其中,涉老合同类纠纷占比最高,达到43.8%,反映了老年人经济与交易行为及风险的日益增多;继承纠纷依然是家庭矛盾的核心,占比12.9%,年审理案件过万。

  市老龄协会权益保护处处长尹政伟指出,伴随着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、老年群体的迅速增多、经济形态的转型发展、社会环境的迅速变革,老年维权形势也日益复杂多变,面临着很多问题与挑战。包括高龄老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受限、家庭保护功能的弱化、公共保护存在不足、社会保护欠缺等,都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  与会代表从各自的工作领域与研究视角提出意见与建议。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会长陈洪忠介绍,针对老年人的很多诈骗形式出现了变种,比如“以房养老”的诈骗手段更隐蔽了,而且规模更大了。全社会对于诈骗犯罪在打击的同时,要注意加强宣传。

  记者了解到,打着“以房养老”幌子骗取老年人房产的诈骗案件频频曝光。2019年10月,北京市海淀法院经过判决,帮助险些变得“老无所依”的杨老太要回了房产。

  原来,杨老太经人介绍,了解到某投资管理公司主营“养老”相关项目,公司业务员向杨老太推荐了一款“资产养老产品”。杨老太与该投资管理公司签订资产养老服务合同,约定以杨老太的房子作为抵押,借款327万元用于养老,投资管理公司每月向杨老太支付16350元养老金,并代杨老太向出借人偿还利息。随后杨老太与出借人吴先生签订借款合同,向吴先生借款327万元,双方约定利息,杨老太以其自有的房产抵押担保。

  然而,投资管理公司在支付杨老太几个月养老金、代付部分借款利息后,便终止了这种行为。后吴先生向法院起诉要求杨老太偿还借款并实现对房屋的抵押权。由于该案涉及诈骗,法院并没有支持吴先生的诉讼请求。

  法官介绍,“以房养老”骗局具有隐秘性,但至少可以通过三个方向甄别骗局:一是“以房养老”的房价估值过低、利息过高;二是合同数量多,内容繁杂,涉及借款合同、抵押合同等,让老人无暇细看;三是公司的盈利模式不符合经济逻辑,其赡养老人的资金来源、盈利模式等均无从解释。

  【专家支招】

  家庭关爱加社区预防 多方合力形成保护

  市老龄协会权益保护处处长尹政伟围绕立法、司法、政策创制等多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。她表示,政府和社会支持、鼓励家庭养老,希望家庭在保护老年人和赡养老年人方面多做工作;社区方面将各种为老服务的资源整合在一起,对老年人的侵权行为起到提前发现和报告风险的预防作用,多方合力形成共同的保护。

  专家建议,在当前的老龄体制机制下,针对老年人中的高龄、失能、独居等特殊困难群体,政府行政部门要牵头建立社会保护机制,提升老年群体自身保护能力;积极扩大社区保护,在老年人家门口筑起安全防线;积极培育公益组织,在老年群体中建立起互帮互助机制。

  据了解,2019年,本市在市、区、街乡、村(居)建成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,打造“30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”。在全市建设 17 家公共法律服务中心,在街乡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室,社区(村)建设公共法律服务站或法律援助联系点。建立公证机构绿色服务通道,为老年当事人在受理、办证、送达等环节提供便利。对申请办理遗嘱公证时已年满 70 周岁的老年人,免收公证费用。

  今年,北京将进一步完善老年人法律服务与维权制度,针对老年人家庭开展遗嘱、继承、婚姻等专项法律服务,帮助老年人家庭解决法律问题。鼓励建立老年法律服务类社会组织,鼓励街道和律师事务所、法律类社会组织合作,定期送法律咨询服务到社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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